女性當大律師真的比較難嗎？｜假髮背後

蕭淑瑜 大律師

香港在亞洲區內，無疑是對女性相對友善的城市之一。與部分地區的婚育文化相比，香港人普遍展現出較高的「邊界感」。至少在求職面試時，女性甚少會遭遇面試官對其「未婚未育」或「已婚未育」的質疑。近年隨着社會文化轉變，長輩在家庭聚會中對婚育問題的「迫切關心」也大幅減少，態度軟化許多。

然而，這得來不易的平等與對家庭角色的尊重，並非「自古以來」理所當然地存在，其歷史其實相當短暫。

以大家熟知的「一夫一妻制」為例，香港直至1971年才正式立法奉行，在此之前男士納妾仍屬合法。屈指一算，這項制度至今僅實行了近55年。另外，支援家庭照顧並有助實質解放婦女勞動力的外籍家庭傭工制度，亦是在1973年才引入。這些制度的建立，讓女性得以在經濟上獨立，在兼顧家庭的同時，也能在職場上與男性並肩打拼。

時至今日，筆者仍偶爾聽聞「女性當大律師比較困難」的說法。常見的理由之一，是認為女性應追求收入穩定的工作，而大律師屬於自負盈虧，帶有「創業」與「冒險」的不確定因素。這固然是現實，但這些風險對男性而言不也一樣嗎？為何我們會假定女性必須追求安穩，而男性就被允許冒險？這是否意味著，我們早已內化了「男主冒險、女求安穩」的刻板印象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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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個原因，則是更為現實的生育挑戰。當女性大律師懷孕生子時，由於行業性質，她們無法享有企業的產假福利，亦無法如其他受薪僱員般將工作交由同事或下屬代辦。這是一個典型「手停口停」的行業，但懷孕期間仍需繼續負擔辦事處的租金與日常開支，這往往需要累積一定的經濟實力方能支撐。更何況，懷孕生產對女性身體帶來的影響因人而異，且是無法「外判」給丈夫代勞的。因此，這確實是女性大律師職業生涯中的一大挑戰。

幸而時移勢易，如今香港男性分擔家庭責任的意識與意願皆日益提高。在法庭或辦事處，現在也不時能聽到男性大律師說要趕回家「湊仔」，或出席各類家校活動。在家庭分工意識漸趨轉變，社會對性別既定印象的看法越見包容，以及目前各大院校法學院的女生比例佔了多數，相信在將來女性大律師的「人口比例」仍然會不斷提高。

作者蕭淑瑜大律師是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委員，以及內地事務常委會與執業大律師持續進修常委會委員，專注於刑事訴訟，同時亦熟悉及經常處理與建築工地安全及其他法規相關的法律事務。

蕭淑瑜　大律師

照片來源：大律師公會

《假髮背後》是由多位分別擅長刑事、民事、商業等專業領域的執業大律師，以個人身份輪流撰寫的每周法律專欄。他們以法律專業和實務經驗剖析社會議題，或分享作為大律師的所見所聞，鼓勵讀者以法律思維解讀日常，並推廣法治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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